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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鹏远

　　发于2024.9.30总第115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山西省晋中市东北方向约20公里，有一个村子。村前一条河水潺潺流过，河上架着一座石桥，石桥以东倚崖而上，石径蜿蜒，层窑叠院，石桥以西则修建着一座观音堂，坐南面北，雕梁画栋。堂内的西殿南墙上嵌有一块石碑，为明代天启六年重修时所立，碑文称此庙“年代替远，不知深浅”。民间向来有“建村先建庙”一说，证明该村早在400年前就存在了。前些年，一块青石墓志的发现又将这一时限向前推进了800余年，至少从中唐时期开始，便有先民在此生活了。

　　如今的村口伫立着一块石板，镌刻了“后沟古村”四个飘逸遒劲的大字。相同的字迹也印在了到处悬挂的大红灯笼上，俨然已经成为这个村子最醒目的名片。这是知名文化学者冯骥才留下的墨宝，2002年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曾情难自抑地赞叹过，这是“一个世外的天地，一个悄然无声的世界”。

　　那时的冯骥才，刚刚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一年多，正在雄心勃勃地发起“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抢救先从普查开始，普查则先从制定规范和标准开始，所以寻找一处文化内涵丰富的地点进行采样考察成为当务之急。但究竟选择哪里，众口纷纭，难以决断。焦灼之际，时任榆次区委书记的耿彦波打来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晋中的山坳隐藏着一座原汁原味的古村。

　　就这样，冯骥才与专家组同仁踏上了后沟村的土地。在为期几天的考察中，他们充分了解了当地的建筑、格局、风俗、民间技艺等，以翔实的信息为基础编写出一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手册》。这本小书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一直被当作普查工作的指南使用着，而后沟村的身影也由此像是一颗种子般埋进了冯骥才的心田，一个有关传统村落保护的念头开始在他的思绪中渐渐地生根、发芽。

　　迫在眉睫

　　冯骥才对古村古镇的关注其实由来已久。1991年，他在上海举办画展，顺路去了一趟周庄。初冬的周庄清冷宁静、雾气氤氲，仿若诗画，尤其有一座木楼，依水依桥，轩窗掩映，更显雅致。这座小楼唤作迷楼，昔日的南社友人曾多次在此痛饮酣歌、乘兴赋诗，后来柳亚子将这些诗汇集成册，取名便叫《迷楼集》。然而当地陪同的人却告诉冯骥才，迷楼很快就要拆掉了。

　　听闻此话，冯骥才心头一凉。他立即决定卖画买楼，保下这份宝贵的遗产。后来兜兜转转，楼没能买成，却也没拆。这次情急之下的抢救以意外的方式达成了目标，也就此成了一个起点，冯骥才后来说，那是他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走出的第一步。

　　冯骥才到访周庄之前，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者阮仪三也来过这里。那是1984年，一个建设热火朝天的时代。在这场大潮中，向来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自然不甘落后，但与此同时，许多独具特色的村镇也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失掉了历史悠久的容貌。眼见如此，阮仪三忧心如焚，他一个村一个镇地去做调研做规划，希望能改变一些什么。

　　只是在现实面前，阮仪三屡屡遭遇碰壁，直到周庄的出现。1985年，周庄接受了他的方案，将古镇与新区分开发展，小桥流水、白墙黛瓦的水乡被完整地留存下来。紧随其后，同里、甪直、乌镇和西塘也相继采纳了同样的规划思路。江南五镇的古典风韵，就这样在阮仪三的努力下躲过了消逝的命运。

　　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里，冯骥才与阮仪三始终都在为了古镇古村的保护而奔走。在他们的带动下，诸多有识之士纷纷加入进来，也推动了更高层面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2003年，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组织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评选，标志着古镇古村保护开始成为一项国家战略。

　　然而，村镇的消亡并未因此停止。民政部的一项统计表明，仅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全国范围内的自然村数量就由360万个锐减到了270万个。另一份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则进一步显示，具有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古村落，2004年时的总数为9707个，到2010 年就只剩下了5709个。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从90年代读本科时就跟着阮仪三做村镇调查和研究，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消失的村镇里有许多是具备一定特点的传统遗存，但由于历史文化价值相对有限，难以列入名镇名村的序列中，也就无法得到相应的保护。事实上，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评选因为对于建筑的久远度、丰富度、稀缺度以及区域整体的历史价值、地方特色、文化内涵都有着较高要求，在2003年到2008年公布的四批名单中，只有143个镇、108个村被囊括其中。

　　抢救那些散落的遗产，依然迫在眉睫。为此，冯骥才和阮仪三走到了一起。2006 年4 月，他们在西塘共同发起了一场“古村落保护国际论坛”，就古村落保护的价值、意义以及方法、途径等问题，与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学者进行了充分探讨。论坛闭幕时，全体与会代表郑重地发出一份《西塘宣言》：“我们呼吁立刻展开中国古村落及其文化的调查和普查，摸清文化家底，建立古村落名录，全面整理村落遗产，分类保护。”

　　这次论坛之后，行动陆续展开。2007年，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率先发起了“中国景观村落”评选；2010年，经过酝酿与准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又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启动了“中国古村落代表作”评选。它们都旨在通过普查筛选的方式摸清古村落遗存的真实情况，为相关研究与保护提供基础性资料。只是作为民间力量，这些行动所能产生的效力终归有限，正如冯骥才曾言：“对古村落的保护如果没有政府参与，不是政府乃至国家行为，谁也奈何不得。”

　　2011年，一个转折的良机出现了。当年6月，在中央文史馆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冯骥才就古村落保护问题进行了发言；9月，冯骥才又向住建部提交了《关于中国古村落保护的几点建议》，乡镇司随即投入到研究立项的工作中。终于在2012年4月，住建部与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一场国家层面的保护行动就此开启。

　　命运转机

　　四部局发布的通知，明确了“传统村落”的概念：“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这是“传统村落”第一次被提出，在此之前，约定俗成的称谓一直是“古村落”。

　　虽然只是改了一个字，意义却极为重大。天津大学教授、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古’只是一个时间的维度，‘传统’蕴含的内容更丰富更有价值。”换句话讲，一个村落即使历史稍欠深厚，但只要它较多地延续了传统，就同样值得给予关注。这意味着，在即将建立的保护体系中将有更多村落被纳入进来。

　　通知所公布的调查标准也体现着这一精神，除了对村落建筑风貌、选址和格局具有一定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也被列为了传统村落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所有这些要素都细化为了综合的评估方式，空间更为弹性——“不光是以数据去量化，同时还有一些定性的衡量。”蒲娇说。

　　2012 年9月，四部局进一步印发《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同时成立了由众多领域学者组成的“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评审正式开始。经过仔细筛查与考量，第一批传统村落于当年的12月19日公布，全国共646个村落入选。半年多之后，第二批名录在2013年8月公布，又有915个村落入选。

　　这是一个令人欣喜而又振奋的局面，用冯骥才的话说：“散布在祖国山川大地间千姿百态、蕴藏深厚又日渐衰败的古老村落，得到登堂入室般的命运转机。”与此同时，重视与投入的力度还在不断加强：2014年伊始，中央一号文件将传统村落列入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抓紧把有历史文化等价值的传统村落和民居列入保护名录，切实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3月，财政部宣布将用三年时间集中投入114亿元，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4月，《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印发，就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基本要求、保护措施，监督管理、补助资金6个方面给出了详细说明。

　　在此基础上，第三批传统村落名录的评审会在2014年9月召开，总计有4548个村落提交了申报材料，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最终，994个村落成功入选，这一数字也与专家委员会2013年年底的估计大致相符，一定程度上证明传统村落的总体状况已经得到基本掌握。这一年年底，住建部还首次公布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示范县，浙江松阳和云南建水凭借丰富的传统村落资源以及在地方政策与实践工作上的推进摘得殊荣。

　　在全国性评定的带动下，地方政府也纷纷推出自己的评定。2014年，安徽、山东、广东等公布了省级传统村落名录；2016年，浙江金华率先开始市级传统村落名录的申报，并着手起草了《金华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

　　作为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智囊与力量，学界的脚步同样没有停下。学者李久林、储金龙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学术领域，传统村落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课题。他们通过对CNKI数据库中20世纪90年代至2017年的1336篇核心期刊文章进行分析，发现自2012年以来，“传统村落”成为了突现词，相关文献陡增。

　　围绕传统村落，还有一些高校专门设立了研究与实践机构。2013年，天津大学成立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标准与建议、传播观念与方法，尤其是其所进行的传统村落立档调查，为一批批被列入名录的村落构建了完整的资料体系与数据库，而通过“村落120”等方式，该中心还与自愿参与保护的志愿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络机制。

　　2014年，中南大学也成立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打造一个涵盖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语言学、建筑学、材料学等专业的跨学科交叉平台，对传统村落文化加以区域化、类型化的研究，借此发掘其中的深层结构与内涵。“我们一方面把村落文化的保护推向国家战略层面，另一方面也要把人才培养纳入到国内高校人文学科体系，这是必须同步的。”中南大学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说。

　　社会力量也在积极行动。许多企业设立了公益基金，不仅在资金上助力传统村落，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资源为传统村落赋能。2014年11月，一个名为“古村之友” 的非营利公益组织成立，通过救援热线、志愿者网络、众筹平台等一系列方式，全面开展对传统村落的帮扶工作。其创始人汤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这些年里，他亲身走过了2000余个名录中的传统村落，愈发地感受到“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在这些遗产中”。

　　危机仍在

　　伴随着名录评定与相应保护机制的建立，传统村落在认知度与关注度上无疑得到了极大提升，却并不代表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在2014年做过一次田野考察，对长江与黄河流域2010年尚为活态存在的1033个传统村落进行回访，发现四年之间就又有461个样本因各种原因消失，比例为44.6%，平均每年递减11.1%。

　　传统村落的衰亡仍未终止，哪怕是已经入选了名录的村落，也依然可能坠入危机之中。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泗溪镇下桥村是入选第二批名录的传统村落。该村始建于北宋建隆二年，因东、西、南、北四溪交汇，素有“泗水回澜”之称，村内民居、祠堂、寺庙、碇步、古街、水礁、水井、古道、古墓等传统遗迹保存良好，尤其是以“姐妹廊桥”闻名于世的北涧桥和溪东桥，与《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虹桥结构相似，被誉为北宋汴梁虹桥的活化石。然而2013年10月，志愿者反映该村存在严重的建设性破坏。媒体随后跟进，发现村内主要水系和道路两边被新建成的楼房占满，古建筑群与耕地被大量遮蔽和侵占。住建部也在第一时间选派专家赴现场进行考察和取证，并撰写了专项调查报告。

　　另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是云南临沧市沧源县勐角乡的翁丁村。作为佤族历史文化和传统建筑保留最完整的原生态村落，该村在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就榜上有名。但随之变化的是，该村在2018年由旅游公司开发，村民大量搬迁到新村，古村房屋重新修缮，家家户户变得几乎一模一样。2021年2月，一场大火又吞噬了这个“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包括2个寨门在内的104处建筑全部化为灰烬。

　　传统村落的确正在面临新的威胁。相较于过往一些简单粗暴的破坏，这些新的威胁往往包裹在更具迷惑性与诱惑性的糖衣之中，并且搭乘着传统村落的利好便车，将本来用于保护与合理发展的政策支持和品牌效应变成了一种反向的助力。

　　下桥村的建设性破坏，源于盲目的城镇化思路。它建立在经济富足的基础之上，看似与乡村建设和民众生活的美好愿望相符合，实则是短视的。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邵甬见过不少类似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业内会说一个村没钱的时候倒还可以，反正放着就放着，一旦有钱了以后反而学坏。”事实上，这些村落忽略了文化资源的价值，手握着巨大财富，却没有充分地进行可持续性的科学开发。

　　翁丁村走向的则是另一条弯路。作为一种绿色产业，旅游是许多传统村落共同选择的发展方式，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其中有些具体操作却不免舍本逐末，清空原住民的景区化就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做法。对此，冯骥才用过一个词来形容——腾笼换鸟，他认为没有原住民，村落就没有了记忆、没有了魂，剩下的不过空壳而已。但翁丁村的开发恰恰就是 “腾笼换鸟”的模式，而那场大火也与之不可分割：因为起火时旅游公司已经下班，所以无人察觉，等到火势蔓延，原本的村民又没有及时地进行扑救。

　　“只保持一栋又一栋精美的房子，里边一个人都没有，这和保护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蒲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传统村落不同于古建之类的文保，关键就在于它是生产和生活的地方、是最基层的社区，因此保护传统村落不是要把它搞成博物馆，而是守护住它作为家园的存在：“一定要让它活生生的，这是必须的，如果没有人在里面，那只是万千民宿。”

　　“旅游可以成为发展途径，目前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途径。但过度开发同样是一种破坏，因为传统村落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任何没有科学计划的开发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她说。

　　交给时间

　　对于传统村落而言，有待完善和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监督管理的交叉，比如学科理论的缺失，比如法律法规的空白。

　　由于传统村落是一个大的概念，涉及乡村振兴、农业生产、文物保护、文化建设、生态环境等方方面面，所以从2012年到2023年，六批传统村落名录一直都是多部局联合评定与发布的。这就意味着，相应的监督管理也是由各机构系统分工负责，虽然有助于汇集力量，但也容易产生协调问题。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研究领域。迄今为止，传统村落研究基本以实践为主，理论体系相对有欠成熟，同时独立的学科分类尚未形成，大量学者仍然来自规划学、建筑学、艺术学、民俗学、遗产学、人类学、历史学乃至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因此如邵甬所说：“虽然我们有好多人都在参与，但是这个工作可能不是很成系统，毕竟学者们还有很多本专业的工作，传统村落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其实是很费精力的。并且我们现在经常是利用其他课题的经费来做一部分工作，无法长期和固定。”

　　而在立法方面，传统村落保护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法律法规，只能依靠《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城乡规划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内容提供参考依据。地方倒是先行一步，江西在2016年颁布了第一部传统村落保护的省级法规，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此后各地都相继展开了自己的立法工作。截至目前，有效的地方传统村落保护立法一共有24部，包括4部省级法规、1部省级政府规章、12部市级法规、6部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1部市级政府规章。

　　好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具体的，它们需要的只是探索的时间与经验的积累。就像过去的六批名录评选，每一次的认定指标都会做出细微调整，以给予文化性和地域性更多的关注；就像面对已列入名录的村落所出现的种种乱象，有关部门在2016年便制定出《中国传统村落警示和退出暂行规定》。

　　真正棘手的一个问题是乡村的空心化。202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66.16%，从国际经验来看，只要这个数字在30%—70%就意味着城镇化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却也是乡村的一个忧患：当人口不断外流，任何保护都将无以为继，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生活瓦解、村舍荒芜。

　　邵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传统村落目前存在的空心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完全空心的，比如长城沿线有很多以前的军堡，本来就是屯兵的，现在这种功能没有了，人自然就没了；另一种是文化很有特色，但区位条件不好，大环境不吸引人，比如贵州、云南的很多村落；还有一种在城乡之间能够形成一些双向的流动，比如江南、广东的一些村落。”在她看来，除了第一种的极端情况，另外两种空心化都可以通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缓解和改变，像是近几年来鼓励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便是一个有效的举措，毕竟“一个村的规模太小了，力量也太单薄了”。

　　然而单纯依靠政策远远不够，传统村落保护说到底需要民众的自觉参与，如何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伦理的、道德的、意识的、内心的牢固连接才是根本。“核心其实还是传统的乡土智慧和文化，我们原来有一套乡村自治的制度，能够形成比较良性的循环，很多人即使人在城里，但根在村里，对村子的建设、治理会非常用心。但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没有了，而新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她觉得传统村落保护也许需要接续上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未竟的传统。

　　任重而道远。过去的十二年，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只是刚迈出了启程的几步，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这条路不好走，但足够值得，而且空间无限，一切皆有可能。正如中南大学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对《中国新闻周刊》所说：“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在变化。很多的问题我们交给时间，时间会给我们最好的答案。”

　　参考书目：《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政策管理研究》，厉兴主编；《传统村落：从观念到实践》，罗德胤编著；《漩涡里：(1990—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冯骥才著。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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